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环球时报》（第１３７３期）第１４版发表了一篇文章《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一定是“厚脸皮”吗》，对英语惯用语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的翻译进行了辨误，目的在于指出翻译要避免语义的“假朋友”，该文作者陈德彰教授举了一个例子：
原文一：Ｔｏ ｂｅ ａ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ｙｏ
译文：做个政治家，你需要一张厚脸皮。
陈德彰教授认为这种翻译不能完全算错，只是“程度上不那么确切”，他指出该习语的意义接近于汉语的“硬着头皮”，常指“因为习以为常而不再在乎（别人的批评等）”的意思。他引用了《韦氏新世界罗热同义词词典》的释义：ｃａｌｌｏｕｓ（冷淡无情的），ｈａｒｄｅｎｅｄ（有忍受力的），ｕｎｆｅｅｌｉｎｇ（麻木的），并且给出了汉语习语“厚脸皮”的英语对应表达法：ｃｈｅｅｋｙ，ｉｍｐｒｕｄｅｎｔ，ｂｒａｚｅｎ，ｓｈａｍｅｌｅｓｓ等。为了证明该词的译法，作者给出了自己最恰当的译例：
原文二：Ａｓ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ｒ?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ｇｒｏｗ ａ 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ｔ ｌｅ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ｓｕｌ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ｙｏｕ．
译文：作为一个经理，你必须学会不要太在乎人们的辱骂，不要为此而影响到自己。
原文三：Ｈｅ ｉｓ ａｓ ｔｈｉｃｋ－ｓｋｉｎ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译文：他不听人劝。
陈德彰教授指出第一个例句最好翻译成：要当个政治家，你需要经得住批评。
上述例句的翻译非常符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四版）对该习语的释义和例证，没有丝毫越位的嫌疑。应该承认文章作者对这个习语的解释比较到位，并且纠正了望文生“译”的通病，不过语境因势趋变，翻译不能照搬字典。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有译者把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分析”方法用于文本翻译中，结果陷入了另一个误区――要么把鲜活的翻译变成生硬的注解，要么对原文进行过度发挥。有些译者往往拘泥于词典释义，结果很难达到从彼岸到此岸的翻译目标，在陈德彰教授现有的认知基础之上，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的译法仍然有改进的余地，因为他的翻译虽然中规中矩，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无懈可击。
从语言学意义上来分析，ｓｋｉｎ的所指是“皮肤”，它确实和“脸皮”不搭界，“脸皮”和ｆａｃｅ倒是符合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中的“同构”概念――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组“对应词（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但是把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引申为“不要太在乎”并没有切中肯綮；第三个译例辞不达意，甚至是误译。Ｔｈｉｃｋ ｓｋｉｎ的确切含意是“皮糙肉厚”，翻译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适当的“操纵（变通）”，因此上述三个例句不妨这样翻译：
１、作为政治家，你得有躲避明枪暗箭的能耐。
２、当经理，你就得学会练就一套刀枪不入的本事，不要因别人侮辱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
３、他像大象那样皮糙肉厚――经得起摔打。
当下翻译界正经历着一场“文化转向”的过程，王宁认为在今天的语境下，翻译首先应当转变其功能：从简单的语言字面意义的解释过渡到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再现。前者的功能可以由机器翻译来取代，后者则只能由人来完成，因为只有人才能最为恰当地把握文化的微妙含义并加以确当的表达和再现（２００６年第６期《中国翻译》，第８页）。从翻译研究派的视角来看，简单的字面翻译无法承担文化交流的任务，就文学翻译而言，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莫过于发现并再现隐含在文本字里行间的文化意蕴。事实确实如此，虽然机器翻译的研究者已经把词典从案几上的大部头变成了计算机里的迪智头（Ｄｉｇｉｔａｌ），人们可以方便地用电子词典进行“翻译”，但是ｄｉｇｉｔａｌ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无法因语境变化去充分模拟现场从而传递出准确的文化意蕴，更不消说，对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本，机器翻译更是无能为力了。在自动化消解个性化的消费主义社会，人们往往可以不须劳累脑细胞，只消付出银子，社会专业化分工就会替你把一切都轻松搞定。在互联网上输入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ｉｌ ｍｅ，再点击“翻译此文”，当自动翻译为客户提供的非人性化答案“言辞失败了我”时，难免会有人徒生“我无言以对”的感慨！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英语熟语。有一次美国房东韦斯特夫人的女儿和邻居茜丽亚的女儿因为争抢一个玩具小熊吵了起来，茜丽亚是一个很“护犊”的悍妇，韦斯特夫人不敌对手，回到家里生闷气，还不停地对“木讷加窝囊”的先生发脾气：“Ｗｈａｔ ａ ｂｕｌｌｙ?Ａｌｌ ｈｉｓ ｇｅ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ｗａｎｓ……”这个熟语在我脑海里回旋了很久，查查《新英汉词典》，唯一确当的解释是“敝帚自珍”，但词典释义可否当成确当的翻译呢？简单嫁接显然解决不了文化意蕴的问题。碰巧有一天笔者在国内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在幼儿园里两个孩子为了争抢一个位置动手打了起来，双方家长为了袒护自家孩子也卷入其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愤愤不平地对幼儿园园长说：“太欺负人了！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宝……”这不是最中肯最精妙的翻译吗？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需要，从翻译诗学的角度出发，按照汉语文化的表达习惯，译者还可以在后面追加下半句“咱们家的孩子都是草？”
无独有偶，在美国大学听讲座时，笔者又一次听到了Ａｌｌ ｈｉｓ ｇｅ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ｗａｎｓ的现身说法。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个叫霍巴特的教授占用了大量时间畅谈文学创作经验，并且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对某“引经据典”的语言学教授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该语言学教授悻悻然，轮到他发言时，开口就是一句抢白“Ａｌｌ ｈｉｓ ｇｅ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ｗａｎｓ……”在深深体会到“文人相轻”的普世性之余，笔者反复捉摸这个熟语此时又当怎么翻译的问题，后来在国内终于有机会悟到了比较完美的答案：群众私下里经常会对垄断话语权的“麦（克风）霸”忿忿然：“他说的话是九玄真经……”译者再大胆一点，也许可以这样翻译“他说的话是九言真经，我的话就是蚊子哼哼？”当然，这样的“操纵”显得讲话人太像ｃａｖｅｍａｎ（粗俗的原始人），但不可否认街谈巷议和闾里俚语所反映出来的民间智慧亦有耐人寻味之处。
翻译应该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在追求信息真实的情况下，译文要因时因地而变化――也就是“灵活变通”。翻译界的学者不断地借鉴国外的文艺批评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法国释意理论、女性主义、读者反应论、甚至“文化食人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中国古典文论，它也许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一定的裨益。
刘勰的“通变”理论认为文学创作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６９页）。文学创作如此，作为翻译策略，“通变则久”的道理要求译者处理文本不可以刻舟求剑。翻译文学作品如果自缚手脚，只寻求与语言层面保持“高度一致”，对源文本亦步亦趋，便很难有所作为。正如刘勰所说：“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第２７５页）他还认为：“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第２７１页）。诚然，要获得“通变”能力，创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才可以“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第２７５页），进而“能骋无穷之路，饮不渴之源”（第２７１页）。
《文心雕龙・定势》谈到：“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同上，第２７８页）。大意是说为文者要注意情趣不同，文体也要随着变化，善于因势利导，制定相宜的创作方法。他打了个比方，弩发出的箭矢，轨迹像墨线一样笔直，而山间溪流迂回曲折，回旋时的曲线像圆规划过一样，这都是因势（便利）而形成的。写文章和做翻译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作者和译者该直须直，应曲则曲，行文因体即时而变，该典雅时须典雅，当清丽时须清丽，若赅要时即赅要。
翻译时译者当如何因势而“变通”呢？刘勰的“奇正”说对翻译很有启发意义：“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第２７９页）。他建议“奇正”并用，“刚柔”相济。“奇正”用于翻译实践，是对“正译”和“反译”最恰当的理论支持。以英谚为例：Ａ ｓｔｉｔｃｈ ｉｎ ｔｉｍｅ ｓａｖｅｓ ｎｉｎｅ，我们既可以“机发矢直”――正面翻译成“一针及时顶九针”，也可以像“涧曲湍回”那样“反说”，用迂回的方式翻译成“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奇正之间，各有春秋。
看过迪斯尼公司拍摄的《海底总动员》的观众可能会对这个场景有印象：当时小丑鱼马林正在同头上戴着“矿灯”用以诱捕猎物的锯齿鱼周旋，得了失忆症的“神经鱼”小蓝在寻找失落到深海的潜水镜，这时锯齿鱼头上的“矿灯”突然熄灭了，小蓝喊了一声：“Ｌｉｇｈｔ，ｐｌｅａｓｅ?”中影的译制片很确当地翻译成：“别关灯！”那么翻译成“请开灯”好不好呢？未尝不可，但效果会大打折扣。“因利骋节”才能做到“情采自凝”，当时的情形是本来亮着的“矿灯”猛然不亮了，所以该要求别关灯。此时正话反译，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微妙的语境。
“奇正”理论用于翻译，可以用于解决比较难处理的句子。有些句子从正面翻译很费周折，采取迂回的方法则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Ｓｈｅ ｉｓ ａ ｑｕｉｃｋ ｌｅａｒｎｅｒ．对于这样一类句子，如果正面翻译（也算是所谓的直译吧），大概只能译成“她是一个很快的学习者”，听上去不像那么回事儿，不如用绕行包抄的办法，取“奇”以求解：“她学得很快”。
刘勰认为兼通之理好比弓和箭的搭配，只执其一不可以独射。“奇正”犹如银币的两面，它作为变通的一种策略可以解决大量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灵活翻译问题。例如：Ｓｈｅ ｓｈｏｕｔｅｄ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ｙ? “Ｉ ｋｎｏｗ ｉｔ?”，引号里的句子既可以翻译成“还用你说！”也可以变通处理成“我不是不知道！”除了正话（肯定句）反说，反话（否定句）也可以正说，如：Ｈｅ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ａ ｌｉａｒ（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刘勰把通变和奇正与位体（文体安排）、置辞（遣词造句）、和宫商（音律声韵）等等并称文章才情之“六观”，六术之有无决定文章之高下。对于文学创作和翻译而言，此理切中肯綮。当然单有理论是不行的，优秀的译者离不开大量的翻译实践，译者如要熟谙变通等“六术”则离不开博观精研，正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第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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